媒體報道：

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業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社會安。“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只有走科技發展的道路，只有依靠科技，只有科技才能興農、富民。”李寧輝如此強調科技在農業發展中的地位。

李寧輝：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只有依靠科技

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糧食安全始終是關乎國計民生，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三農”工作始終是放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首要位置。2003年以來，糧食6年豐收，連續兩年超過一萬億斤的歷史最高水平。2009年，農民人均收入達到5000元。這是中央重視“三農”問題，采取一系列惠民政策的結果，這也是科技強農，科技惠農的結果。

2010年，是“十一五”計劃的最后一年，“十二五”計劃即將開局，中國2020年新增糧食500億公斤的計劃要逐步落實。糧食安全，農業結構的調整，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能力的建設，農業發展支撐能力的建設，農業如何可持續發展？科技興農等一系列問題如何落實？現代農業技術如何更好地為糧食增產做出貢獻？這些問題都是要急需解決的。

對此，李寧輝說：“多年來，國家對農業科技非常重視，一系列科技成果在國際上都是有地位、有影響的。比如水稻、玉米、大豆、棉花等原創性的品種的推廣應用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采用多種育種技術，在水稻、玉米、小麥等主要糧食作物獲得了高產品種，為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農民增收，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都是農業科技推廣應用的具體體現。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外的先進技術、新品種不斷涌入，對中國種業的發展既有促進作用，更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糧食的增產增收主要在于種業的技術、品種的推廣、應用。”

如何抓好農業科技創新與推廣能力的建設？李寧輝認為，農業技術的推廣，首先要政府大力支持，在農村，基層的推廣是較弱的，適應不了新形勢的發展需要，農村的科技人員少，經費少，是技術推廣困難的主要瓶頸，另外，產、學、研是脫節的，機制是不健全的。科研機構負責研發成果，新的成果出來后，沒有落實到實際應用當中去，農民接受新種品、新技術相對滯后。在中國，只有經濟發達的地區，比如試驗區、高新區，在技術推廣方面就做的比較好，農民也得到了實惠。而經濟欠發達地區，在技術推廣方面就比較弱了。因此，只有把科研力量組織好，推廣渠道暢通，從基礎科研到應用一定要有始有終，真正有效的推廣應用，還要有一定的生產規模，達到效益化，目前大的環境比較好，城鎮化發展加快，勞動力的轉移，這些都為科技推廣提供了一個好的基礎。

發展壯大中國的種子產業

中國人口眾多，基數龐大，人口增長、糧食需求總量增加趨勢和人均耕地等資源缺乏的矛盾一時難以改變。是今后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長期發展中的一個首要的基本問題，仍然是如何滿足龐大人口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日益增長的需求。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科學技術，特別是新品種的選育與推廣，提高優良品種的覆蓋率，以保證中國農業的持續穩定發展。

種子產業在中國經歷了50年左右的變遷，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正在經歷向育、繁、銷大型綜合產業化方向演進的過程。

李寧輝認為，50年來，種子產業發展帶來了良種占有率提高，對中國糧食增產增收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國以占世界7％的耕地生產了24％的糧食，養活了22％的人口，這一偉大成就的取得與優良品種的大面積推廣密不可分。

據科學估算，優良品種的推廣應用在糧食生產各個因素中作用最大，對糧食增產的貢獻率到了48％，國家對搞好種子產業發展一直很支持，十幾年來，國家支持了一大批種子產業化工程項目，對現代化育種及優良品種推廣給予了大力支持和獎勵。近幾年為進一步提高優良品種覆蓋率，國家連續拿出幾百億元的資金，對種糧農民實行良種補貼，這對提高中國糧食生產能力，促進種子產業化發展意義重大。

種子產業化的實質就是將種子產業體系內各環節由相互脫節相互分離，重新整合為一個相互銜接的有機整體，從而形成科研育種，種子生產加工、銷售服務一體化的現代種子產業體系，以利于種子產業的整體運行和微觀組織效率的提高。由于中國種子產業化的歷史較短，資本集中度較低，種子企業的綜合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西方發達國家種子產業發展的經驗證明，種子產業只有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才能成為現代農業可持續發展的促進因素。

國外發達國家種子產業化現狀，以美國杜邦、孟山都為首的現代化種業巨頭，它經歷了百年左右的發展歷史，無論是它們自身還是其國內整個農業的資本集中度、土地規模化經營程度都很高。這些種業巨頭從科研育種、生產加工、銷售服務及企業管理各環節先進合理，人才完備、管理模式先進高效、各種有形資產、無形資產積淀深厚，形成企業標準化程度高、市場占有率高。

如美國的190多家種子公司做雜交玉米，前10家銷量占全美國的80％，而中先鋒占到了43％。泰國正大集團的品種銷量占全國的50％以上。加之根據地方特點，地域土壤氣候的差異，以及特殊要求應運而生的中小型種業公司作為輔助，這些國家農業生產的規模化、現代化程度高，所以其良種覆蓋率接近100 ％。它們的良種利用效率也高出許多，整個種子產業的資本、人才、技術集成度高，種子產品附加值高，優良品種利用效率高，產業鏈條各環節都在高效率、低損耗的模式下運作。

李寧輝認為，搞好種子產業化，種業企業要加強與科研育種單位的合作。種子產業化經營是指種子企業將科研育種、引種、種子生產加工、市場營銷、客戶服務等種子產業鏈條各環節有機聯系在一起，進行經營管理的現代種子企業模式。由于種子企業所經營的品種是企業一切經營活動的載體，品種的表現如何至關重要，所以種子企業在與科研育種單位的合作中尋求好品種是經營活動的首要任務。

目前中國農業生產總體較分散，種業企業產業化水平相對較低，企業育種隊伍不夠成熟完善，新品種尤其是產量水平高、綜合抗性強、適應性廣的，劃時代的大品種較難培育，育種工作的主角仍然由國家級、省市級農業科研育種單位擔綱，在中國一個好品種（尤其是劃時代的大品種）可以造就一個或幾個種業大公司，比如德農、金博士等。

“科研育種單位往往也有育出的品種存在區域性和局限性的問題，對更廣泛區域、地域的需求，在育種實踐中涉及不足，一個育種單位若長期培育不出較好的、適合生產需求的優良品種，不但經濟上緊張，隊伍也會難以維繼，同時也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育種單位與種業公司的溝通合作，既能夠及時廣泛地了解生產實踐中的問題與需求，不同區域的土壤、氣候特點、農民的種植習慣，乃至糧食種子的市場動向，又能解決大量育種基礎工作所需的資金轉向問題。兩者的結合會使育種工作有血有肉，生機勃勃。所以合作既對種子產業兩個最重要的主體健康發展有利，也有益于中國種子產業化發展，是一個雙贏多贏重要舉措。”李寧輝說。

李寧輝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的頒布，“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的實施，為種業企業的市場化、規模化發展奠定了基礎，對種子企業與科研育種單位的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平臺，也使得近年來中國造就了幾個較大型的種業企業，種子企業與科研育種單位的合作也日漸活躍，出現了多種形式的合作方式。

首先是品種權轉讓，品種權人將一定區域的品種生產經營權或含品種權，以一定代價轉讓給種子企業，企業對該品種的經營效果負責。品種權人對轉讓品種提供必要的技術服務，該方式簡單明了，便于操作，屬于淺原理合作。

其次是目標育種合作。科研育種單位發揮人才技術優勢，種子企業提供必要資金，加大育種投入，實現了出品種，出好品種。合作雙方互利互贏，這是建立在雙方優勢互補性明顯，了解互信度高的深原理的合作。

三是企業與育種單位合并。當企業的整體實力較強、經營理念務實超前、價值觀和企業文化被廣泛接受，經過與科研育種單位長期合作建立了高度互信和了解，雙方為了共同的事業，走到一起，形成一個拳頭，以更強的實力形象打拼種業市場，必定會產生最大的生產力。這是目前大中型種子企業與科研單位能優勢互補，迅速做強的有效合作模式。

促進貧困地區致富

李寧輝表示，農業的發展要平衡，經濟發達的地區，農業發展勢頭好，農民富得快，欠發達地區，就不一樣了，尤其是貧困地區，受自然資源資源的約束，環境落后，生產力、勞動力素質低，扶貧難度大。國家雖然在貧困地區給予了大力支持，成效也有，從“輸血型”到“ 造血型”，從科技扶貧，智力扶貧等出臺了一些列政策，但總體來講，要貧困地區的農民脫貧致富，還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導。尤其是在金融、保險服務等方面加大力度，轉變觀念。

目前的金融機構都是商業化，進入貧困地區的資金支持有很大的風險，越是貧困地區越是要金融服務與支持，同時政府在人員素質、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培訓要加強，抗風險和把握市場的能力方面多給予支持。培訓自身的科技能力。政府在政策上的引導是非常重要的，金融機構的政策也應該向貧困地區傾斜。

雌蛙，要大力加強農業發展支撐能力的建設，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增強抗災能力；高標準農田、高產、穩產基本農田的建設，提高耕地的持續增產能力；對農民的技能培訓，信息人才的培養，提高農民就業創業能力。

同時，糧食安全是重中之重，國家非常重視。這么多年來，國家對糧食的扶持力度加大，增加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如何保證糧食的安全？李寧輝表示，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非糧食產品的需求促進了養殖業的發展，養殖、畜牧、飼料加工業相應提高，同時對食用油原材料的需求增長也非常快。糧食安全顯得尤為重要，從農民自身的利益處罰，農民生產的糧食與政府的需求有差異，農民追求的是高效，利益最大化。鼓勵農民增加糧食產品，除了價格因素外，很多政策的出臺一定要有時效性，落實的主體一定要有針對性，很明顯的一個例子，現在國內的一些食用油企業都是被外企主導，這種狀況一定要改變。像小麥、水稻、玉米等糧食作物能落實到生產者的頭上，但大豆等油料作物就比較難了。

糧食不是一般的商品，整個產業鏈條，不同的形狀都含有公共產品的成分，國家必須掌控。關鍵是能努力培育、扶持自己的企業。要把產、供、銷一條龍的服務鏈做好，讓企業自己為了自身的發展而努力去做。當然，政府也要大力支持。這樣才能為糧食的安全提供保證。

加快向現代農業轉型

縱觀世界農業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三個階段。20世紀60年代末，發達國家提出了作為現代農業的生態農業概念，這種農業模式被認為是繼石油農業之后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它不僅避免了石油農業的弊端，發揮了傳統農業的優勢，同時利用了現代生物、物理技術、3S技術等新技術，成為新型農業。這種作為節約能源、循環利用、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系統，強調農業的生態本質，是一種集約型、精準農業。生態農業形成生態上與經濟上兩個良性循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的統一，具有綜合性、多樣性、高效性、持續性的特點。具體來說，生態農業是保障農業資源與農業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是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農業技術有機結合的農業，是從生產到消費環環相扣的標準化農業，是推進生態和經濟實現良性循環的農業。

李寧輝認為，中國的生態農業經20多年的試驗、推廣和檢驗，己成為有最具多樣性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模式。生態農業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農業傳統經驗，又吸取了現代科學成就，符合中國國情并對未來的農業發展有指導意義。

國務院有關領導也指出：“要把生態農業建設與農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與改善生產條件和生態環境結合起來，與發展無公害農業結合起來，把中國生態農業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實踐證明，粗放型、掠奪型的農業增長方式，已成為污染環境、破壞生態、耗竭資源的重要源頭，將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從這個角度出發，發展生態農業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是中國實現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農業資源數量與質量不斷下降、工業“三廢”造成的農業環境污染正在蔓延、農業生態惡化對農產品的污染加劇。生態農業作為全新的農業發展方式，要求建立“一業為主、綜合發展、多級轉換、良性循環”的高效無廢料系統。這種農業系統的優勢在于：能夠緩解農業資源過度消耗、農業生產過度開墾、亂砍濫伐、過度放牧、過度捕撈，能夠控制農業污染、農產品消費帶來的污染，能夠降低農業生產對農藥和化肥的依賴性，能夠改善農村居住環境。中國具有發展生態農業的優勢，具體表現為良好的傳統農業基礎和獨特的資源優勢。

規模經營，循序漸進

在規模經營方面，要探索循序漸進的可持續發展途徑。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和農村經營管理模式發生變化，農業規模經營已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以往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弊端也日益顯現，這些弊端包括產業規模難以形成、種植水平難以提高、生產資料難以共享、市場變化難以應對等。農業規模經營是與分散經營相對立的一種經營模式，是指對土地、勞動力、資本、管理四大要素進行科學配置，形成一定的農業經營規模，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土地產出率和農產品商品率的一種農業經營形式。通過擴大農業經營規模，使單位農產品的平均成本降低和收益增加，從而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實現生產要素的最佳組合與各方面的利益最佳協調。

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和集體經濟”。

從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來看，完善和創新土地經營制度，積極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已勢成必然，并將展現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

李寧輝認為，以往的的低規模化農業發展模式，已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桎梏，制約著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新型生產方式和高新技術的推廣應用、生產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的持續提高。規模化是破解中國農業人多地少、農戶經營規模小這個最主要、最根本問題的有效途徑。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大幅提升，以及農村經營管理模式的積極變化，都為農業規模經營奠定了良好基礎。

農業規模經營是一種適度的發展模式，其規模是相對的、動態的，要保持在所允許的范圍內。不同地區之間，同一地區的不同農業經營者之間，同一農業經驗者在不同時期，適度規模經營所表現的“度”往往也會有所不同。農業規模經營需要配套服務設施，包括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勵土地流轉、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加強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加強發展農業合作經濟組織、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加快推進優勢農產品區域布局、全面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民土地收益及保護農民權益、健全農業生產保障制度。

農業保護，不可或缺

對農業的保護，是不可或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農業是百業之母，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所在。李寧輝認為，發展經濟學理論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食物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等作用。這不僅從衣食之源說明了農業的基礎性，而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明了農業的基礎支撐作用，并且這種基礎作用已為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所證明。

農業保護是一種政策行為，旨在促使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或增加農業部門福利，世界各國都有一套詳細的政策與計劃用來管理和指導農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以在保護農業生產者和兼顧糧食消費者利益的同時，確保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世界各國大都采取財政扶持、信貸支持、價格保護和農業保險等政策與措施來保護農業，促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中國農業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為實現工業化支付費用的階段。但是中國較早地從前蘇聯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努力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資源來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并注意在推動農業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生活水平。中國現代化發展模式經歷了從“以工業化為主”到“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工農并舉，再發展為全面協調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轉變充分說明了農業基礎地位的重要性和農業保護的迫切需要。

“中國農業保護的途徑主要包括推行農業產業化、完善市場定價機制、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發展農業保險、建立財政支農資金、提高補貼效率、調整農業支持保護結構。另外，從農業保護的制度角度出發，可以通過稅收政策、農業信貸政策、外貿政策、科技政策、收入支持和補貼政策、農業資源和環境保護政策等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切實保護中國農業發展。”李寧輝說。

農業、工業乃至整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全球關注的問題，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人類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農業發展的一種新戰略，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研究符合自己國情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模式。從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緊迫性與必要性出發，具體研究生態農業、規模經營、農業保護等發展戰略，以期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個人簡介

李寧輝，1960年9月17日生，湖南省衡南縣人。1980年畢業于湖南師范學院零陵分院數學系。1987年7月畢業于上海財經大學西方統計系，經濟學碩士。2002年4月畢業于菲律賓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博士。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農業政策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國農業科學院二級杰出人才。主要從事農業經濟研究工作，主持或參加了一系列國內外項目和課題研究。出版著作多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余篇。

目前的金融機構都是商業化，進入貧困地區的資金支持有很大的風險，越是貧困地區越是要金融服務與支持，同時政府在人員素質、勞動力技能方面的培訓要加強，抗風險和把握市場的能力方面多給予支持。

李寧輝認為，中國的生態農業經20多年的試驗、推廣和檢驗，己成為有最具多樣性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模式。生態農業既繼承和發揚了中國農業傳統經驗，又吸取了現代科學成就，符合中國國情并對未來的農業發展有指導意義。

從中國農業發展的現狀來看，完善和創新土地經營制度，積極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已勢成必然，并將展現中國農業發展的第二個飛躍。

李寧輝認為，發展經濟學理論表明，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食物貢獻、要素貢獻、市場貢獻等作用。這不僅從衣食之源說明了農業的基礎性，而且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明了農業的基礎支撐作用，并且這種基礎作用已為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所證明。

來源：《科技中國》2010年第01期